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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梅与秦土达成协定:第二部第143章精彩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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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何梅 秦土协定

热河沦陷后,燕山山脉这个北方的屏障彻底丢失,日军兵峰直指平津。中国当时的形势,犹如五代十国和宋朝一样,面对失去的燕云十六州,敌方的骑兵和机械化部队可以在华北平原上纵横驰骋。

面对全国汹汹的舆论,一再丢城失地,谓日如虎的张学良只好黯然宣布下野,带着家人前往上海戒毒去了。

1933年3月,何应钦临危受命,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与执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蒋介石的义兄黄郛共同负责华北军政事务。

天津,中国北方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至《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便在此驻有军队,设有租界。

天津,在明朝以前只是一个小渔村,据说在靖难之役中,明成祖朱棣带着造反的大军,曾在此渡过海河南下。后来朱棣定部北京,就在当时的渡口这里成立了一个卫所,起名叫天津卫。天津,即天子渡河的地方。卫所,则是明朝驻军的二个编制单位。

5月的天津,太阳暖融融地照在日租界的马路上。中午时分,二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从一家饭馆里走了出来,有说有笑着,看样子是刚吃完饭。

“啪啪啪”,几声震耳的枪声划破了日租界的上空,只见刚才还在谈笑风生的二个男人,随着枪声颓然地倒在地上,胸口处“噗噗噗”地朝外冒着鲜血。

等到租界的日本军警赶到时,二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经查:二人一个是《国权报》社长胡恩溥,一个是《振报》社长白逾桓。二个人都是亲日分子,平时都在报上发表文章,为大日本帝国鼓吹呐喊。看样子,二人是被抗日的爱国分子暗杀的。

“八嘎!”当消息传到“支那驻屯军”司令部,日本驻“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拍案大怒。联想到前些日子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顿时怒火中烧。

根据《塘沽协定》,河北省的东北部被划为非军事区,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都不能进入所谓的非军事区。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子超”楼隔壁的行政院长办公室内,焦虑地来回踱着步。刚才,接到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电报,称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并进一步声称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将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解决。

自从长城抗战之后,原先尚保有一丝抗战希望的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感到越来越渺茫,认为以中国现有的国力,抗战必亡。而此刻蒋介石正在西南追剿中央红军,于是汪精卫犹豫再三,电令何应钦先暂时满足梅津美治郎的要求再说。

接到汪精卫的指示后,何应钦就劝说东北军的于学忠,动员他率第51军从平津开赴赴保定,河北省政府也于6月1日迁往保定。同时,何应钦撤换了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并免去了北平军分会整训处处长曾扩情、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的职务,基本落实了日方的要求。

通往塞北重镇张家口的黄土公路上,一辆日本小汽车迤逦而来,车上的四个人除了驾驶员之外,另外三个中一个则在不停地拍照,一个则在一张地图上勾勾划划。这四个人,其实是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派遣的,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

当4个人驾车途经到张北县城,被驻守在城门口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进行例行检查时,因均未带可以表明自己身份的护照,而被29军官兵押送到军法处予以扣留,此事即所谓的“张北事件”。

“宋将军,您的部下擅自扣押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对他们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决不能容忍此类事件的发生。”

在4个日本间谍被29军扣押之后,日本关东军敏锐地察觉到这又是一次对中国进行挑事的好时机。为此,关东军司令部特派沈阳特务机关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土肥原贤二赶到察哈尔省首府张家口,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提出抗议。

1675年,康熙皇帝将蒙古察哈尔部从辽西义州边外迁徙到宣化、大同边外安置,并设立了察哈尔都统区。1913年,民国政府设置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国民政府改置为省。 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11月15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雁北专区、大同市及察南专区之天镇县划归山西省,察北、察南16县改为张家口专区,连同张家口市、宣化市归属河北省管辖。

土肥原贤二在对宋哲元进行威胁后,直接提出了要求:一、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免职;二、将132师军法处长免职;三、将29军撤出沽源、宝昌、康保、商都等地,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四、中国政府以后不再向察哈尔省北部屯田移民;五、撤出察哈尔境内的国民党党部。

话分二头,就在土肥原贤二威胁宋哲元之时,6月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在北平居仁堂与何应钦举行会谈。 会谈中,酒井隆向何应钦提交了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要求:(1)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国民党党部;(2)撤退河北省的中央军和宪兵;(3)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4)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9日, 酒井隆神态昂然地走进了居仁堂,大大咧咧地坐在主座上,吩咐中国接待人员让何应钦赶快出来。

据当时的日本驻北平大使馆武官辅佐官冲野亦男及今井武夫回忆的资料显示,谈判当天,何应钦受到酒井隆极大的侮辱,酒井隆等人要求会见何应钦,居仁堂的侍从人员送上茶点招待,没想到酒井和高桥竟摔掉茶点,高喊“我们不是为吃点心来的,快叫何应钦出来!”

何应钦闻声出来,只见酒井隆盘着腿把鞋脱下搁在桌子上,用佩刀当手杖不停捣地作响,强迫何应钦签字。中方此时力不如人,相当被动,但何应钦也清楚,白纸黑字一签,出卖的主权就难有转圜余地了,故而死活就是不肯签字,双方就一直僵持着。后来多方进行解释后,酒井隆仍大为不满,临走前竟然在门前撒了泡尿。酒井隆这一行为令何应钦感到耻辱至极,在同一天他会见冲野亦男时,不满地说:“这就是日本军人的礼仪吗?这难道就是日本的道义吗?”

由于酒井隆的无礼,何应钦随即也离开北平,返回南京。6月17日,蒋介石从西南致电何应钦,希望他重返华北,执掌河北省府。但此时的何应钦在内外交困之下,心灰意冷,致电蒋介石称:“今若又以冀省府主席名义在北方主持,职既艰于应付,且日方有此可以胁迫之负责者,则如今次河北问题即相继而来,毫无转旋之余地,对于党国实无益而有害,希望中央另简贤能。”

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只好任命在中原大战中脱离了阎锡山晋军系列、驻扎在河北、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2军军长商震为河北省省主席、津沽保安司令。

好不容易暂时满足了日本“支那驻屯军”的要求撤换了原东北军系列的于学忠河北省政府主席,改换了商震为河北省主席。日本关东军又以在张北被第29军扣押的四个日本间谍为由,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政府撤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

6月19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一职,事前甚至没有与他沟通。惊愕气愤的宋哲元一气之下离开张家口,回到天津租界私宅闭门谢客。

国民政府以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代理省主席。1935年6月23日晚,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秦德纯的住宅,草拟了一份必须让秦德纯同意的协定:

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

解散排日机构;

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

(对日)表示遗憾,并惩办事件相关负责人;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和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免职。

以上各点自6月23日算起,在两星期内完成。同时,土肥原还要求:

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对察哈尔的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

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

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察哈尔省〔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

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

秦德纯请示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后,于26日与土肥原签订了上述协定,史称《秦土协定》。

《秦土协定》签订后,彻底改变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盖我处被动地位,而彼得寸进尺,此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

“轰……”随着一辆铁甲列车的缓缓驶近,从铁甲列车大炮中射出的炮弹,争先恐后地砸在北平的永定门城楼上,狼烟突起。

28日,就在东北军于学忠部已经撤走,商震的32军尚失完全接管的间隙,北洋政客白坚武受日方驱使,联合段承泽纠集中日乌合之众三百余人,自称“华北正义自治军,从丰台出发,向北平进攻,企图建立伪华北国。

白坚武,出生于1886年,河北交河人。1910年考入天津法政学堂,与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是同学和至交。毕业后历任陆荣廷幕僚、李纯幕僚,后入吴佩孚幕府,曾任吴佩孚军总部政务处处长,号称吴佩孚之“小内阁”,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1935年12月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1937年第29军宋哲元部撤退到河南南乐县一带,白坚武前往南乐企图鼓动宋哲元投降日本,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逮捕,以叛国罪在南乐县城南门外被处决。

白坚武毕竟纠集的是一群乌合之众,纯属跳梁小丑,自不量力,很快就被商震、万福麟等部队击败,作鸟兽散。但是被他这样一闹腾,华北最大的二个城市北平和天津,顿时人心惶惶,陷入一片惶恐之中。

“快、快,跑步前进!”在部队长官的吆喝声中,沿着公路飞奔疾跑的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挥汗如雨。隐约之间,他们已经看到了元、明、清三朝古都北平。

“宋将军,你们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劳苦功高,却被南京政府解散收编。晋军出卖了你们西北军,现在却占据着华北和平津地区。我们大日本关东军为此感到遗憾,如果贵军能够切实维持华北和平津地区的治安,我们将竭诚和您通力合作。”

在天津租界宋哲元的公馆里,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亲自登门造访,进行游说。在日本军方看来,第29军不是中央军,有反蒋历史,且宋哲元又刚被国民政府免去察哈尔省主席一职,因此肯定不会忠于国民政府,故而有意拉拢宋哲元,让他出面领导华北自治。再说平津地区向来是中国的北方重镇,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宋哲元不可能不对此垂涎三尺。另外,如果29军全力南下平津,则势必就会削弱其在长城以外察哈尔的实力。

在日本支那驻屯军的默许之下,宋哲元指使萧振瀛以平乱为由,利用北平军分会委员的名义,急调29军冯治安部进入北平,顺势获得北平控制权。随后,萧振瀛又公然责问国民政府“商震何功,一日三迁,宋明轩何罪免职,要求任宋以北平绥靖主任,渠为北平市长”。宋哲元字明轩。

“没有命令,竟敢擅自抢占平津,形同造反!国家纷乱之际,这帮地头蛇竟然和倭寇暗中勾结,成何体统!”蒋介石得知第29军擅自抢占平津,不由得恼羞成怒,在办公室内来回兜着圈子。

“委座,目前中央军无法大举北上,依职之意,华北还需要这些地方实力派维持局面。商启予与各军感情并不十分和好,故军事方面宜由宋明轩多负责任,拟即以明轩为驻平绥靖主任,统辖察省及北平附近驻军,萧仙阁为北平市长,津沽保安司令名义拟即撤销,天津附近仍以卅二军之一部驻防,其一部则驻防保定及其附近”。何应钦为蒋介石出谋划策道。商震字启予,萧振瀛字仙阁。

“看来也只好依敬之的办法了。”蒋介石虽然内心非常恼火,但理智告诉他,现在也只能是将错就错,敷衍了事。何应钦字敬之。

“委座,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特地来京陈情,等候召见,您看……”何应钦小心翼翼地征求道。

“绍文,请转告明轩,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明轩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在接见秦德纯时,蒋介石和颜悦色地嘱咐秦德纯,希望宋哲元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华北与日本人积极进行周旋。

据时任日本驻北平助理陆军武官今井武夫的回忆:“他们(指宋哲元及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等人)在不欢迎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制上是一致的,这一点与日本军部驻外机关的利害也是一致的。”

因此,对第29军抢占平津一事,日本军方也积极配合,予以默许,使第29军得以顺利进驻平津,接管城防。

7月6日,何应钦复信梅津美治郎,口头承诺将会实施酒井隆提出的那些要求。但当梅津美治郎要求何应钦在备忘录上签字盖章时,何应钦深知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坚决不在备忘录上签字盖章,并令朱式勤将备忘录退还给高桥坦。

蒋介石对何应钦拒绝盖印表示赞成,并嘱咐其断不能书面答复日方。于是,何应钦继续与日方周旋,以口头转告的方式答复,但日方坚持要中方在备忘录上签字盖章,最终何应钦以打字函的形式回复日方:“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事项,均予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落款为“何应钦”。

“何梅协定”最终只以一打印纸函的形式形成,并无正式文字协定,这也是何应钦晚年否认有这一协定存在的主要依据。

第二天,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在北平正式签定了《秦土协定》,向日方出让了察哈尔省的实际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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